如何教媒體素養？自我示範開始｜專家論點【鄧宗聖】

 作者：鄧宗聖（國立屏東大學 科學傳播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​）

日前，一位教授在研討座談會現場，向師生們分享媒介寫作教學經驗時，我特別注意到他所說一句話：「在學校，學生最大的挫折感來自於老師」。這句話經常在我耳邊迴盪，對我影響甚大。

這句話讓我去想，在教育的域中，老師訂定目標、標準、規範、評鑑，同時也影響著學生的自我肯定、評鑑與實現，當學生未能完全脫離教育機構進行自主學習時，某種程度還仍在一個社群規範內學習，在教師的規範內擬定學習策略與行動，諸如考試、測驗評量以證明、證實具有某種能力與知識。也正因為如此，若學生無法回答正確的知識或是預期答案，很可能從老師這得到較低的評價與挫折，若我們是一個懂得獲得「成就感」的學生，似乎迎合某種答案是在教室中學習的最佳策略。

然則，數位時代下的媒體素養，批判性思考與反思媒體與我之關係，要怎麼透過筆紙測驗來證明？學生可以在獲得高分的動機下，回答出「預期答案」，以證明「反思能力」，但這真的是如此嗎？教師通常在非主動自學的學習安排中，扮演傳遞知識的權威角色與來源，而「給分」或「讚賞」這件事，同常造成一種「聯接性的學習」，意即「分數」在教育體制中影響了學生排名、評價與成就（父母關心），「給分」或「讚賞」就成為一種具有權力的事情，學生學習「在不同的情況」下「獲得分數」或「讚賞」或者是避免未獲得重視，逃避那種可能會讓人不愉快的感覺，這也成為教師控制學習環境的一種條件。

由此我們不難見到教育體系機構下的教室策略，發展出多種樣貌的「胡蘿蔔」（多是物質化的表現，如集分卡、優點卡等）與「棒子」（多是無形的表現，這裡並不是談肉體處罰，而是一種特定技巧搭配某種預期效果，如未給予掌聲、沒有得到正面回應、放學留下掃教室、不能參加某些活動等），來獲得對學生學習行為與教室行為的控制。

教師在此過程中，將「是非對錯」的言行規範「連接」起來，透過文化賦予教師的權力（象徵性與獎懲過程），在越來越多複雜的教學行為形成後，促使教師也習慣於這樣的行為方式。但當前的數位媒體素養的教育，萬萬不能如此，把「媒體素養」當作「權威知識」來教導，透過「教室空間與教師」的聯接機制，將其「正確的表達法與行為」，穩固地與「某種樣式」聯繫起來。嚴格說來，教育環境的設計，是將教師角色與同儕角色置於同一空間中，教師、同儕都會是學生學習的來源之一，在未正式習得課程知識前，其實透過「共處一室」，已經透在教師或同儕間，習得各種符號、行為甚至學習方式。

故在數位時代下的媒體素養教育，若要倡議批判性思考與反身自省的能力，那麼媒體素養教育的教師，就得以「學習者為中心」的方式進行教學策略設計，讓學習者針對自己所處的媒體生活情境進行觀察與分析，引發出批判性的思考方式，而教師充其量是「引導角色」，使之具有發生的教室條件。

不談別的，教師反思自身的媒體經驗，就提供引導性，學生在還不知道如何開始的情況下，教師引領「自我示範」成為進階活動的登門梯，用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來說，有目的的集中在某種行動的觀察，那麼會在記憶中出現某種視覺影像，作為某種語言或描述或轉換成行動的基礎（游乾桂等譯，1989：204-206），未來則會形成一種素材，依照面臨媒體問題的複雜度，進行調整、轉換與重組。儘管，由於參與學習者的社會條件與文化資本差異不同，透過觀察而學習的策略未必立即奏效，但卻由於教師的「自我示範」，進而將「自我」當作出發點（不是專家學者的出發點），觀察自身媒體環境，可說是增進反思能力的開始。

「自我示範」可以理解為「問題解決過程」的一種形式，從個人媒體經驗出發，做為引發分析、討論與建構的起點。以性別議題為例，我們對於流文化加諸在人們性別身體上的論述（女性該如何裝扮？男性如何具有男子氣概？或說很 Man）相當自然，我們可以把這種自然化的符碼加以討論，像是拿出關於「男性」的雜誌封面，跟參與者討論這個男性身體上再現的各種飾品或姿態（符碼）及其帶來的感覺，然後，我們將這做為一個起始點，邀請參與者能幫教師解決這個問題，意即，「有沒有其他表現類似感覺的方式」，請參與者想辦法「給予裝扮」，儘可能地發展出「不同的裝扮與符碼」，然後，「照相起來、置換封面」，在課堂上討論由此空間中發展出來的男性形象。

在此過程，參與者不但透過分析媒體文本（分析男性組配符碼），同時通過文本再設計，即參與者解構後再建構的文本，意識到自身具分析符碼與詮釋符碼的能力。

參考文獻：

游乾桂等譯（1989）。Berryman, J. C., &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著。心理學與你（Psychology & you :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）。台北：心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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